我的“长征”实践——潘文达
今年,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
举世闻名的中国红军长征,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,历时两年,行程两万五千里,十余万将士从江西或湖南出发,到达陕北时只有两万余人(以上数据不含红四方面军)。红军将士的牺牲,除了战损之外,主要是给养的严重匮乏。红军战士因饥饿和寒冷而倒在路上的不计其数。
但是,英勇顽强的红军并没有被消灭,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支撑,为了革命的成功,他们可以战胜一切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。正是这些红色种子的存在,他们在后来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,战胜侵略者,打垮反动派,使中国革命取得了阶段性、决定性的胜利。
我们从小就在书本中学习到红军的英勇事迹,深受感染,自己就曾在适应艰苦生活方面多次鼓励自己尝试学习红军精神……
2011年,我们安乡潘氏续修家谱。此事初看起来是家族的事,社会意义似乎不太大。这种看法肯定是片面的。家庭就是社会的成员,何况是一个家族,更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,毛泽东主席1957年就在会议上说过:“搜集家谱、族谱加以研究,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,也可以为人文地理、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。”对家谱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进行了肯定。
我们安乡潘氏的老家谱,是1895年刻板印刷的,至续谱时已经将近120年了,其间已经繁衍了五六代人,年深日久,没有记录的家庭,或者其先辈离世较早的,他们仅靠记忆来提供资料,有的则根本无法提供。于是,2014年续谱印出来之后,错漏很多,许多家庭因为不能和老谱续接上而只能记载在“待考”部分。
那时候,我退休不久,决定对家谱进行校订、增补、改错、续接工作。我当时以为三两年可以搞定,谁知这一编就是12年,直到2026年9月才完全完成任务。如果没有“长征”精神的照耀,能够坚持这么久,直至竣工吗?
首先碰到的第一座大山就是纸质的老谱,18本,要把其中所有条目下的文字都转录过来,两万六千多人,几十万字的文言文,那时候智能转换软件基本不起作用,只能在电脑上逐字敲上去。
接下来是在更正续谱诸多错误的基础上,陆续增补后来入谱的宗亲,再和老谱续接。这是一件很难的事:续谱记录中相当一部分人未能明确(正确)标明老谱中已经记录的先祖的名字,要把他们和先祖对接上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;有的最终还是无法对接,只好遗憾的暂时列在“待考”部分。
续谱中已入谱的在生者八千余人,肯定没有包括安乡县籍的所有在生宗亲,估计有两三千人没有加入到续谱中来。我后来设法联系,搜集资料,将几百名续谱未记录的宗亲录入,使谱中的在生者达到近九千人。新的续谱整理完成之后,再就是上网,这三万五千余条记录,也是一条条录入到网页之中的。
2025年春,续谱的编纂和上网都完成了,我想到整理和上传家谱资料时,发现安乡潘氏之中有一位唯一的清代进士,名叫潘相,是个普通的农家后裔,通过刻苦学习,历经31年15次科举大考(其中乡试13次,会试两次),终于在年届50时登顶科举最高峰,次年被乾隆帝派往山东,先后任县令和知州,为官17年。他虽然官阶最终只到从五品,还是县级官员,但他的清廉在清代官员之中是上乘的。他不但学习刻苦,而且毕生著述,在去世的前一年都出版了一本书,可谓著作等身,这在清代官员之中也是上乘的——清代那样多的官员,像他这样勤奋著述的真是凤毛麟角。他独自著的书有14本,115.1万字。另外还和其子、婿共同编纂了《曲阜县志》《俎豆集》等。他编著的书中,《琉球入学见闻录》《曲阜县志》尤其值得称道,前者最具文献价值,是后世研究琉球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。
我认为,这是一位难觅的历史文化名人,应该对他的一生进行研究,总结出一些值得后人学习的优良品行。于是,从2025年3月开始,到2026年9月完成此项研究工作,包括《潘相年谱》《潘相诗赋集》(载录其诗150首,赋颂8篇,均有注释和白话译文)和记录他一生的历史小说《潘相》,3本书共计51万字。
至此,我用退休之后12年的光阴走完了“长征”路,虽然其中并无值得赞扬之处,但我不图名,不图利,其中的许多晚上都写作到午夜过后,能够坚持下来,确实是受到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和激励的,所以写下这篇文章,晒晒自己的感想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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